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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文學‧反省與思索(一)──失憶以記憶,從百年小說研討會談1920年代台語文運動



一、學術沈淪 百年追悼
  
  這一次文建會舉行的百年小說研討會,與其說是關於記憶的研討會,倒不如說是一場專家及作家集體失憶的研討會。白話小說若是從1920年代算起,也才九十幾年,而生硬冠上的百年印記,無非是要湊合黨國誕辰。於是文學吹鼓,淪為這一場幻想嘉年華的敲打樂手。不知幸抑或是不幸的是,五二四當天在台南場的台灣語文講演上,作家和學者產生了衝突,反而使整場空泛的研討會破綻乍現,成為我們得以重新回顧台灣話文運動歷史的一個契機。

二、來自殖民母國的國語
  
  試想在1900年代,日本剛殖民台灣的時候。日本上層的貴族仍然習慣使用典雅的漢文吟詩酬唱,總督兒玉源太郎還會在官邸邀請台灣的耆老仕紳一起吟詩作對。此時總督府和台灣人溝通的工具,就是共用的古典漢文。總督府首任的教育長官伊澤修二,帶了數百位中國翻譯來台,發現「中國話」和台灣的「土語」不能溝通,翻譯毫無用武之地,反而是書寫「漢文」成為日台溝通的工具,於是他鼓吹「同化必先從漢文教育開始」。

  從這個斷面來看,其實屬於「書面語」的古典漢文,一直是日本與東亞文化圈的傳播、交流工具。到了近代,古典漢文首當作為西方思想的載體,但因為識讀的人數太少(能讀寫文言文的幾乎都是文人及貴族階級),傳播效果有限,於是必須對於書面語進行「口頭化」的改良。日本藉著假名拼音之便,開始建立起一套具有國族意義的「日本國語」,並且適度地改良漢字、創造新的漢字詞彙,成為了新的「和式漢文」。而假名拼音在二十世紀初期統一為東京發音之後,順利結合了日本的皇道思想,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。也成了伊澤修二眼中,「同化」台灣人的精神工具。

三、知識份子的啟蒙嘗試
  
  至於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,從1895到1920代左右,已有一批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出現。比方到過日本的陳炘(金融家)、醫學專業學校畢業的賴和以及到北京求學的張我軍。他們所面對的難題是,為了促使台灣人的啟蒙,要透過何種語言形式,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教育目的?首先,雖然當時中國已有白話運動(1919),但當時的台灣人使用的語言是閩南及客家方言,距離熟習「北京白話文」仍有一段距離。所以對於作家賴和來說,白話文根本不是「我手寫我口」如此輕鬆,更何況是廣大沒唸過白話文學普羅大眾。於是蔡培火提出了「羅馬字」,目的是要讓普羅大眾在短時間內學會羅馬拼音(蔡認為,一般民眾最多只需十數天就能學會羅馬拼音系統,比起學習漢字,時間縮短很多),以掌握新的思想及知識。

  不過除了羅馬字嘗試之外,文藝評論者黃石輝也提出「台灣話文」的嘗試,模仿民間唱戲的「歌仔冊」形式,去書寫屬於在地的語言(舉個例子,如同《水滸傳》是以山東方言寫成)。例如賴和在1930年代就嘗試著,他的小說〈豐作〉(描寫會社剝削蔗農的故事)就是以實驗性的方言形式書寫。這樣子的做法,其實是嘗試將異化後的口語重新「口語化」。背後的意義除了「抵日語殖民」之外,更重要的是,是重新將被書面語排除在外的普羅大眾拉回來,使其有閱讀、甚至發聲的可能。

四、殖民地的未竟反思

  1900至1930這段語言鬥爭簡史的意義在於兩種語言形式的鬥爭:(一)漢字的象形書寫,加上文言語法,形成一種超越語音、地域以及族群疆界的系統,但由於文法以及書寫系統掌握不易,過去往往都是由國家的菁英份子所壟斷;(二)拼音字母,例如日本的假名、台灣的羅馬字等等,以及書面語口白化的傾向,是一種強調族群差異性的,並且尋求廣泛認同基礎的嘗試,甚至是左翼運動中,號召群眾的基礎工具。表意字和表音字的取捨、白話和書面語的消長,不只是反應在東亞國家文明開化的過程之中,更且是當代台灣多元認同必須解決的政治難題。

  考量到過去歷史中,台灣話文演變過程中的複雜性,我們絕不可輕易抽離歷史脈絡。國民黨的國語教育並非單純只是過去壟斷文化認同的機制,而是具有積極同化意義的符號系統。簡言之,是種精神上的統合手段。今日台灣話文之爭,絕不能單純從「國語已成為共通語言」的既定事實來討論。如此話說從頭,才有繼續辯證的空間。

  按:這一系列的文章是幾位台文所研究生共同討論後的意見整理。我們認為在煙硝(假如有的話)尚未消散的當下,台灣文學的未來有更多值得被認真討論、好好瞭解的範疇,必須趁這次機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對話。我們並非指桑罵槐,但也絕不文過飾非,台灣文學的發展自一開始便走在反省與思索的道路。過去如此,至今依然。

王俐茹、江昺崙、楊傑銘、鄭清鴻、藍士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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