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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文學‧反省與思索(六)──台灣文學所的內部連結在那裡?



台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之路 

   戰後台灣文學的創作一直無法正名,校園內的台灣研究也經常受到特殊的關注。解嚴以降,台灣文學乃至於歷史等各方面的研究逐漸得到鬆綁。從1997年真理大學正式成立台灣文學系以來,台灣文學的體制化發展至今也已經有近15年的時光。回顧過去辛苦成立的過程,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成果其實是海外與島內、民間與校園,不分國籍、省籍與族群等有志之士共同合作下的最終成果。

  所以台灣文學研究的體制發展自一開始便是跨越地域(歐美、日本、台灣)、語文(日文、英文、台灣語文)、學科(語言、歷史、文化)的共同產物;但不可否認的,她也同時是一個從台灣出發、將台灣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。前者讓台灣文學研究具備了更多與其他知識領域對話的學術能量,後者則讓她得以保持自己學科的特殊價值,維持與其他學科「合而不同」的友善關係。

  但是我們在這次爭議當中卻意外地發現:台灣文學系所當前不僅得面對即將來到的少子化現象;她目前偏重華語文、外國語文卻無視母語與其他台灣語文的發展現況,也似乎受到了一定的質疑與批判。於是,未來的學術環境猶未可知,才開起步的台灣文學研究卻似乎就要爆發「內戰」?這樣的情況不僅需要我們的關心,更需要我們共同的討論。

語文不只是代表認同的工具

 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台灣文學研究不能等同於語文研究;但是卻也不能否認:語文本身或語文研究對於文學創作、研究來說,仍然具備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。即便語文研究本身並非學術研究上的主流,但是作為台灣文學研究基礎的台灣語文,根本上就不應該受到台灣文學系所的忽略與輕視(當然!如何教?教多少是未來必須認真討論的技術性議題)!

  台灣文學研究當前以華語文為主要研究對象、工具的現象,當然與戰後國家教育體制、印刷媒體發展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。然而,台灣文學研究者之所以對華語文產生依賴,其實較無涉於認同,而是因為華語文在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下,不論文學作品或是文學理論的翻譯、轉載或傳遞方面,都已經具備著相當程度的成果。換言之,文學創作需要的是情感與文字的配合,文學研究則更需要歷史知識、美學理論等等的研究工具。華語文在台文研究獨大的現象確實對於其他台灣語文產生排擠效應,這是台灣文學系所當然必須面對的挑戰與質疑。但是,廢除華語文並不必然導致台灣語文的復興,難道不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的現實情況!

  台灣文學研究對於華語文的過分依賴,或許可以視作為她在過分強調與外界的橫向連結,一味跨學科、跨領域、國際化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。華語文在書寫、翻譯等知識傳遞上的強大工具效能,有助於我們在台灣文學體制化發展初期,迅速而有效地讓外界知道我們的存在、我們的發展、我們的成果。但是,工具價值不應該取代本質,台灣文學研究自一開始基於弱勢、少數,企圖從邊陲出發的精神價值,不應該因為階段性的成果而迷失,更不該為了討論方式等枝微末節而被全然否決、割捨。

團結,面對華語文學

  近年來台灣人文學界在部分學者的操作下吹起了華語文學風。在目前台灣文學研究極度偏向華語文之際,也讓華語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模糊與重疊。然而,華語文學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各區域漢字在地化的發展差異;也可能偷渡其身後隱隱約約存在的中國中心主義。於是我們似乎可以想像:一旦台文所拋棄了華語文研究,過去累積多年的學術詮釋權便會如此輕易地全部拱手讓人;但是,當台文所忽視台灣語文的意義與價值之際,也會無法像外界澄清,台灣文學研究與華語文學研究之間的差異、各自的特色又在那裡

  台灣文學與台灣語文之間的衝突並非一日之寒,但或許可以視為過去太強調跨學科連結下所導致的不幸結果。但是,面對少子化的衝擊,以及華語文學系所逐漸成立、發展的同質性競爭,台灣文學研究沒有分裂的本錢,更需要重建當初創立之際各學科在台灣文學研究體制內的互信、合作關係。當前台灣文學系所能否重建知識學科的內部連結,其實便就是她能否通過未來考驗的一大關鍵。

  按:這一系列的文章是幾位台文所研究生共同討論後的意見整理。我們認為在煙硝(假如有的話)尚未消散的當下,台灣文學的未來有更多值得被認真討論、好好瞭解的範疇,必須趁這次機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對話。我們並非指桑罵槐,但
也絕不文過飾非,台灣文學的發展自一開始便走在反省與思索的道路。過去如此,至今依然。

王俐茹、江昺崙、楊傑銘、鄭清鴻、藍士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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